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来源:网络整理 发布于 2019-10-18  浏览 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与外交史的最大转折点。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政权,中国外交由此具备了开辟新局面、谱写新篇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外交虽历经三次转型,但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以此为成果实现外交转型。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从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到大国外交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49年,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核心是由“屈辱外交”向“立国外交”转变。新中国外交通过这次转型,彻底改变了持续近百年的“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尴尬姿态,确立并奉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以独立自主为底色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使中国很快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进而陆续与“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北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由此,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尽管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但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除法国外,中国与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展不大。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由于对时代问题的判断偏差、新兴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力量的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影响力的过于自信,加之极“左”思潮的消极影响,中国一度奉行“革命外交”,包括采取“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形成“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外交姿态,其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度十分严峻。但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与中日建交,特别是“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和“三个世界”思想的先后提出,“革命外交”的观念和做法逐步被淘汰,新一轮外交转型蓄势待发。

新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标志着这一轮外交转型的结束,其核心是从“立国外交”向“富国外交”转变。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新中国由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他还宣布,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其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围绕上述三大任务,并基于对时代主题的崭新判断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中国对外交指导思想和具体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外交路线,坚定奉行“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政策。中国外交由此呈现日益活跃与主动的态势。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陆续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同周边绝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了友好关系。此外,中国还先后参加了许多重要国际组织及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机制,对外关系框架进一步完善。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的头10年,面对两极格局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美国“一超独大”、全球化迅猛发展等新态势,中国坚持奉行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大国、周边以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继续取得积极进展,多边外交更加活跃,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发生历史性新变化: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新中国的第三次外交转型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其核心是从“富国外交”向“大国外交”转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把中国“进一步推到了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标志性事实预示着中国外交新一轮转型的必然性。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两大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月,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的重要论断。2013年10月,在新中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的新思路,并就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作出全面部署。“奋发有为”一词因与此前较长一段时间里使用的“韬光养晦”一词对比鲜明,旋即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这种创新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至此,新中国外交第三轮转型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在这次外交转型过程中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中的指导地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深化和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经形成;在加强党对外交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外交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强化了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条块的统筹协调,形成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调局面;外交姿态更加进取,强调主动谋划和顶层设计,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与此同时,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不颠覆现行国际体系,不谋求建立势力范围,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